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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边提到过，董作宾在完成《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后即着手编撰《殷历谱》。
《殷历谱》是董作宾根据甲骨卜辞记日、旬、月、年的资料编纂的一部著作，是借卜辞中有关天文历法的纪录来解决殷商年代的问题。
早在1930年，董作宾就对甲骨记录中的历法资料做了笔记。1934年，他又写了关于《殷历中几个重要问题》。此时，董作宾已被明显具有年代意义的重要甲骨文字资料所吸引。
研究历法问题，需要天文学知识。于是董作宾向许多天文学家请教历法计算所依赖的星占和天文学的有关知识。他还和研究中国历法发展的著名学者高子平教授结为亲密朋友，他们合作解决甲骨资料中的天文问题。到1935年，关于殷历的整理和计算，董作宾已初步理出了头绪。
接连的大迁移让董作宾疲惫不堪，战时的生活，大家都很清苦，而董作宾则是更有甚者。他的家庭人口多，薪水少，时有断炊之虞，但他仍不放弃研究殷历。不管迁到哪里，只要能放下书桌，董作宾就投入到工作中去。
史语所搬到李庄前的这段时间，董作宾完成了《殷历谱》的写作准备，搬到李庄后进入计算和写作阶段。主要的工作量是在李庄完成的。
在李庄的日子里，董作宾采纳了天文学家的建议，使用以教皇历法为依据的斯卡利格计算日程表，并遵循它，通过连续的数字计算相互无限衔接的日子。
当时没有电脑，董作宾又不惯使用计算机（手摇机械式的），凭着笔算或算盘来计算一切。有关历法的计算量极大，每一算题数字多到20多位，为了减少错误，每道题往往计算三遍到五遍，常常把人弄晕。
董作宾不以为苦，每次算清楚一个日期，他都很兴奋，常兴高采烈地告诉别人，“我算出文丁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丁亥，是一个夏至，与这一片卜辞所记密合”,“帝辛征东夷的时候，在他的十年十一月十六日癸丑这一天，从‘亳’往‘鸿',当晚就到了”。
但计算量实在太大了，他常常抓住史语所的年轻同事帮他演算。
董作宾南阳口音很重，南阳很多人把“老天爷”三个字当口头禅，他就有这习惯，往往张口就是“老天爷呀--”久而久之，史语所的年轻人悄悄给他起了个外号：“老天爷”。
对于董作宾《殷历谱》的写作进程，傅斯年是深怀期待，看样子比谁都着急。在李庄，晚上，大家都是用油灯。
董作宾每天晚上都开夜车，油灯当然不行，傅斯年破例专门为他买了一盏煤油灯。每次自重庆或成都回来，傅斯年总会给董作宾提一桶买来的煤油。
把油给董作宾送去时，总会说一句：“支持《殷历谱》，彦堂再加油！”
煤油灯比普遍使用的桐油灯明亮、无烟，不招惹蚊虫。夏夜，青年们聚拢于董作宾门外庭院，借着透窗而出的灯光，讨论学术或散漫聊天。
谁说话嗓音大，就会有人提醒：“小一点，老天爷用功呢！”
董作宾听见，笑了，掀开那绣着两朵小牡丹的门帘：“快！来两个人打算盘！”
算盘珠拨动声骤雨般响起，董作宾感叹：“咱这研究所，快成数学研究所了！”
董作宾6岁入私塾学习，他聪颖过人，又刻苦努力，先后博览《四书》、《五经》及诸子百家学说。这时，甲骨文字刚刚被发现，董作宾毫不知晓。他与甲骨之间的缘分，还很遥远，不过，冥冥之中发生的事情，似乎有某种暗示。
当时与其家杂货店为临的是一个叫“吉祥斋”的刻字店，店主周文金技艺高超，闻名宛城。少年董作宾常到周文金的刻字店去玩，细心观察各种雕刻技法，久而久之，迷上了篆刻。
10来岁时，董作宾开始手痒，没有石料，他就捡些厚而密实的瓦片，磨成小方印形状，拿母亲纳鞋底的铁锥子“剜之”，竟然能“粗成文理”，颇有点意趣。
周先生喜欢上了这个与自己有同好的孩子，尽力教他一些技法。周家有本《篆字汇》，董作宾时常借来观摩，沉浸其中。
12岁的时候，董作宾转了个私塾，与比他年长两岁的郭宝钧成为同学。两个孩子一见相悦，结交为最好的朋友。后来董作宾到安阳做第一次考古发掘时，在河南省教育厅工作的郭宝钧出面帮他协调地方官员，并与他一起进行发掘，后来也成为著名的考古学家。
14岁的时候，董作宾刻章技艺逐渐娴熟，在附近已小有名气。因家境窘迫，他在课余常帮助父亲干活，每到腊月，就写春联卖了挣钱。在家门口支摊给人刻印章，每个字收四个铜板。
不久，董作宾父亲、小杂货店店主董士魁，置下这四间临街门面房的家业，撒手而去。
董作宾家贫辍学，他买了真正的雕刻刀，在独山玉石上操作生意，一枚章可赚四元钱，补贴家用。多病的母亲看着儿子，很心疼，流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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