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为重新发表《从斯大林论语言学谈到“直译”和“意译”》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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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为重新发表《从斯大林论语言学谈到“直译”和“意译”》而作

聊城师范学院的同志要我写一点关于翻译的文章。经过仔细考虑，我没有敢应承。因为我现在实在太忙，手头要写的文章很多，再也抽不出时间写别的东西。他们建议重印上面这一篇文章。这是我三十年前写的，我已经几乎把它完全忘掉了。经他们一提，我又读了一遍，我仍然只能用“肤浅”二字来评价。但是其中的一些想法今天基本上没有变，对别人也许还有参考价值，我因此同意了他们的建议。

但是难道我在漫长的三十年中就一点进一步的看法都没有吗？恐怕也不是的。我在大学读书时就开始翻译英国的散文、美国的短篇小说和德国的短诗。因此我写上面这一篇东西时已经有了一点实践经验，并不是空口说白话。从那以后，我又翻译了德国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说，印度古典文学名著《沙恭达罗》、《五卷书》等等，一直到近几年来翻译的《罗摩衍那》，实践经验应该说是大大地丰富了，倘若给我一点时间的话，把在翻译中碰到的问题整理、总结一下，也许可以写出一些较以前稍稍深入的东西。但是这是眼前无法办到的，只有等到将来。